本文上部分上部分简单介绍了双边投资协定和国际投资仲裁机制，下部分将以中企诉诸ICSID的相关案例为基础，为出海中国企业面临海外投资风险提出应对建议。

一、投资争端案例：中企诉诸ICSID

近年来，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通过ICSID维护在海外的合法投资权益，包括近期的赣锋锂业诉墨西哥政府，正在进行中的有华为诉瑞典，以及早期的北京城建诉也门等案件，无不显示出中国企业对ICSID仲裁机制的积极探索与合理运用。

（一）中企墨西哥锂矿案

2024年6月，赣锋锂业发布公告称其墨西哥子公司就墨西哥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及相关举措已向ICSID提请仲裁程序，ICSID确认仲裁案件已被正式登记。赣锋锂业的争议始于2022年4月，墨西哥宣布锂矿属于国家战略资源，其勘探、开采以及商业化都应由墨西哥政府控制，开始了锂矿资源国有化进程。2023年5月，墨西哥政府正式通过墨西哥《矿业法》修正案，明确墨西哥政府将不会将锂矿许可权授予任何私营企业，并将审查已授予的采矿特许权。2023年8月，墨西哥矿业总局向赣锋锂业及其墨西哥子公司发出通知称，赣锋锂业于2017至2021年未能完成最低投资要求，因此将取消赣锋锂业的九项锂矿特许权。随后，赣锋锂业提起行政复议，后向行政司法联邦法院提交行政诉讼申请，要求撤销9个特许权的取消决议。2024年，赣锋锂业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墨西哥合众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互惠保护投资的协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和墨西哥合众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互惠保护投资的协定》[1]发起投资仲裁，并已被ICSID正式登记。

（二）华为诉瑞典政府案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 通过荷兰实体间接在瑞典设有华为瑞典公司，2020年4月，瑞典邮政和通信管理局邀请瑞典各移动互联网运营商参与5G网络拍卖。2020年10月，瑞典邮政和通信管理局公布了一项决议，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真人百家家乐app，竞拍条件中要求参与拍卖的运营商不得使用华为的设备。针对上述不公平的决议，华为瑞典向瑞典斯德哥尔摩行政法院提起诉讼并胜诉，但其后上诉法院撤销了该裁定。2022年1月，华为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典王国政府关于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向ICSID提起投资仲裁。

在投资仲裁的初步阶段，瑞典提出了两项异议，并请求将管辖权问题与实体问题分阶段审理。第一项异议是，华为未能论证其在瑞典享有受保护的投资，瑞典认为华为通过荷兰实体间接拥有华为瑞典公司的股份，中国与瑞典的双边投资协定并不保护中国投资者在瑞典的间接投资，因此华为在瑞典没有受保护的投资。第二项异议是，华为未能证明其对瑞典5G网络享有任何权益，因此没有基础证明其权利受到了侵害。随后，仲裁庭拒绝了瑞典的程序分阶段审理请求：对于第一项异议，中国与瑞典的双边投资协定有关“投资”的定义较为宽泛，被保护的投资涵盖“投资者在缔约方境内的各类资产，包括但不限于股权或其他公司权益等”，更不局限于特定的投资结构；[2]对于第二项异议，其与案件的实体问题紧密联系，因此合并审理更为高效。[3]

（三）北京城建诉也门案

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项目的新国际航站楼施工承包商招标，北京城市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城建”）中标，双方签订了《施工合同》。施工过程中，也门政府部署了军队武装力量和安保设施，袭击并扣留了北京城建的城建施工工人，迫使北京城建施工工人无法进入项目工地，导致其无法履行合同义务。随后，也门以北京城建未能返回工地完成施工为由，通知解除施工合同。北京城建认为，如非也门政府阻止其进入工地，北京城建本可完成对施工合同的履行。也门政府认为，北京城建的合同履行情况不尽如人意，包括未经许可擅自移动建筑工地上的材料、未经海关批准进口设备、重要员工长期不在工地以及与其他分包商之间存在持续的纠纷等。2014年12月，北京城建依据《ICSID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也门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向ICSID提起投资仲裁。在仲裁过程中，也门提出了属人管辖权和属事管辖权异议，后仲裁庭驳回了其异议，最终北京城建与也门达成和解，终止了案件程序。

二、投前防范建议：预防与应对策略

在决定投资或选定投资目的地之前，企业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以预防潜在的风险。建议企业在充分了解目标国法律环境及相关投资协定的基础上，合理设计投资架构，筹划投资国籍，以充分利用投资保护。

（一）熟悉投资法律环境

对于拟进行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来说，投前熟悉东道国的法律环境、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至关重要，包括了解投资者的权利与义务、外国投资审批流程以及适用的税务政策。企业不仅需要了解东道国的国内投资法律，包括普遍适用的商事法律以及特别适用于外国投资者的外商投资法律，还需关注东道国是否与我国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如果不存在此类协议，企业维护投资权益的途径可能受限，通常只能通过东道国国内程序进行维权（如行政复议或法院诉讼），且无法享受双边投资协定中提供的相关优惠待遇。因此，企业应在投资前未雨绸缪，了解当地法律环境，合理设计交易架构。

对于双边投资协定，出海企业需要重点关注协定的以下方面的具体内容，这直接影响着投资者的权利保护和争端解决，具体而言：

因此，建议企业在投资前进行深入研究，全面了解东道国法律环境与相关投资协定，并在此基础上，合理设计交易架构，争取获得最大限度地保护，并评估争端发生时可获得的救济等。

（二）筹划投资国籍选择

国籍筹划在海外投资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决定了投资者在东道国能够获得何种优惠待遇、需要受到何种法律约束，以及可以采取何种救济程序等。投资国籍的认定主要是关系到投资者是否可以援引相应的投资协定以主张权利和救济。比如，在争端发生时，作为被申请人的东道国可能提起属人管辖权异议，主张申请人不构成另一缔约国国民，无法依据相关的双边投资协定提起投资仲裁，从而排除ICSID的管辖权。

此外，国际投资实践中，还存在“条约选择”这一情形，即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可以通过在第三国设立持股公司等方式，使本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获得第三国与东道国缔结的投资条约的保护。不过，该等国籍选择也受到一定限制，防止权利滥用。以投资者取得案涉条约缔约国国籍的时间为节点，判断在此时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是否可以预见。如争端在确定国籍时可以预见或已经发生，则在提交ICSID仲裁后，很有可能被认定为滥用投资保护协定的权利选择国籍，从而排除仲裁庭对争端的管辖权。如 Ltd诉捷克案，ICSID认为，被实际控制人转让给其妻子控制的一家以色列公司，而后借助以色列投资者的身份，依据《捷克-以色列双边投资协定》向ICSID提起投资仲裁，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国际投资仲裁机制，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仲裁庭驳回了的仲裁申请。[4]

因此，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前需要合理筹划国籍，厘清在东道国的投资地位，争取相应的投资保护，但也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避免权利滥用，以免在争端发生时难以诉诸国际投资仲裁保护机制。针对国籍筹划，主要建议如下：

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不仅考虑税务规划、责任规避、投资撤出等一般投资法律问题，也应将投资保护这一重要因素纳入考量，特别是投资协定适用、投资国籍筹划，在未来发生争端时将发挥巨大作用。

（三）投保政治风险保险

近年来，由于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政治风险也在增加。此外，政治风险往往与法律风险关联密切，甚至以法律风险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外国政府在违约之前，可能会从投资者的履约情况或投资者对于外国法律的遵守情况寻找瑕疵，借以终止投资协议或终止某些已授予投资者的权利。此类政治风险，即使事先通过合同进行安排，或聘请专业法律团队规避法律风险，但在面临外国政府违约时起到的效用可能仍十分有限。

基于此，中国企业在开展海外投资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购买保险的形式降低政治风险带来的损失。可供选择的海外保险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中国专门承办跨国投资政治风险的保险机构，即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保的海外投资保险业务，主要针对中国投资者在海外投资时面临的政治风险，险别包括征收险、汇兑险、战乱险以及政府违约险；另一种是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 MIGA)承保的海外投资，其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下设立，系世界银行集团的一员。在遇到政治风险的时候，这类保险机构可以给予赔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救济。

三、投中管理方案：预防与应对策略

在投资后，企业也需进一步关注实际经营中可能产生的各种问题，包括强化合同履约管理，及时响应当地法律政策变化，妥善保管过程性文件等，以积极应对可能的经营风险和市场挑战。

（一）强化合同履约管理

在海外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合同履约管理是确保项目顺利进行的关键。合同是投资者与他方权利义务的法律依据，强化履约管理能够有效避免因合同履行导致的纠纷和风险。合同管理包括合同的起草、审查、签订、履行、变更和终止等各个环节。企业可以建立内部的合同管理制度，指定专门的合同管理人员，负责合同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合同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得到有效控制。

在海外投资中，还包括一类较为特殊的合同，即中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签订的合同。这类合同不同于平等民事主体间的签约，东道国政府具有主权国家和商事主体的双重属性，合同双方在地位上仍具有主体的不等性。就投资合同内容而言，这类合同不仅涉及双方商业权利义务的分配，还涉及东道国行使经济主权的内容，例如授予特许经营权、给予税收或者关税减免。[7]特别是针对一些资源开发、建设工程项目，需要东道国政府授予特许经营权。但由于东道国政府具有主权国家的属性，很难通过投资合同对其进行规制。企业需要了解这类合同的特殊性，在此类合同下，政治风险尤为明显。针对此类合同，我们建议如下：

通过强化合同管理和履约情况，企业可以有效避免因履约瑕疵而导致的风险，确保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此外，强化履约管理，严格执行合同，也有利于中国企业建立良好的国际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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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环境 融媒环境下如何培养三种叙事能力

媒介融合的环境下，新闻教育常常面对一个直接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平衡对于技术平台的教育以及对于内容的新闻教育。前者是一种基于科学主义的教育，而后者则是一种基于人文主义的教育。通常来说，面对汹涌的新媒体浪潮，各国的新闻传播院校都会高度重视技术平台的建设。但是，新闻教育从本质上就是一种叙事的教育，是一种“讲故事”的艺术。有些教育者做了零和博弈，主动放弃了叙事教育，其实也就放弃了新闻教育的核心竞争力。对于新闻教育者来说，叙事教育是新闻教育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新媒体环境中最为稀缺的内容。本文要讨论的三种叙事能力，对于媒介融合时代保证新闻媒体的专业性极为重要和迫切。

基于现场的叙事能力

一个好记者，首先是一个能够准确客观描述现场的人。在融媒体的环境中，现场变得更加复杂。新闻现场既有真实的现场，又有记者所看到的现场，还有普通网民所看到的部分现场。

例如，2017年10月1日晚发生在美国拉斯维加斯音乐节上的枪击事件，当时许多在场的人，都通过、等平台现场直播了当时的惨状，或者录制了其中的部分视频。之后的美国主流媒体报道大量使用了在场公众所拍摄的视频。这种情况下的新闻报道，如果只是简单地重复新媒体短视频的内容，已经无法获取足够的独家性和关注度。但是，2017年11月发生在非洲之角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爆炸事件，造成至少358人死亡，其现场信息异常缺乏。尽管事发之后国际媒体赶到现场，报道数量和规模却远远低于拉斯维加斯枪击事件。当然，我们可以用新闻价值来进行衡量，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注意到，正是现场信息获取的难度，造成了新闻叙事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叙事面对一个新的悖论：一方面，如果现场极易获得，新闻叙事变得更难；另一方面，如果现场信息获取难度更大，新闻叙事的难度也增加。

在新闻教育中培养未来记者基于现场的叙事能力，关键是还原和挖掘能力的培养。还原能力和挖掘能力，不仅在于传统新闻教育中的采写编评摄，还在于研究能力的开发，即对新闻现场的快速研究和关系网构建能力。在一个碎片化的快速阅读时代，完整叙事反而是一件更需要技术含量的专业化工作。在媒介融合的环境中，新闻叙事教育的基本面没有发生改变。所谓新闻叙事教育的基本面，是指新闻工作者面对新闻现场，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进行深入采访、挖掘事实、客观平衡全面地进行叙述。传统来看，这种能力是通过课堂教学加实践培养共同完成的。在教育过程中，学生需要从传统的叙事作品赏析中认识到哪些内容是受众所需要的，从而第一时间尽快获得完整的内容。但是媒介融合环境下，也要求这种叙事教育不再只是线性的采写编评，而是教育思维的改变。

还原性的新闻叙事教育，重点在如何选择最合理的媒体手段进行叙事。记者能否最大化地利用各种媒体工具，比普通人更真实准确地还原新闻现场，就成了专业性的竞争力。在这种课程中要教会学生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选择最佳的媒体工具；二是使用媒体工具；三是短时间内转化工具性的信息（如图片、视频、云镜头等）为完整的新闻叙事。

另外，相比当前的融媒体环境，专业化媒体拥有较长的新闻记忆。在新闻发生之后进行深度挖掘，更好地以讲故事作为新闻专业化的核心非常有必要。因此，深度报道等特稿写作类的课程，是今天新闻叙事教育的一个重点。理想的融媒体新闻课程，应当是大量的融媒体叙事与大量的特稿写作相结合的课程体系。叙事教育可以适度减少以往突发事件、会议新闻、经济新闻、社会新闻等单一报道类型的区分，改为综合的融媒体写作课程。

近年来，中外多个高校在新闻教育中加大了实践性课程体系，尤其是多种现场教学——不仅把学生带到多种重大新闻的发生地进行实地教学，而且让学生抵达一些较少受关注地区，如山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等，让学生在一个没有典型新闻要素的地方去挖掘新闻。这种现场教学的根本目标，就是强化学生对现场的理解和深入认识。

基于数据的叙事能力

基于大数据的特征，新闻教育必须完成对于数据的理解和运用教育。这是做好数据新闻的基础。数据对于新闻的冲击在于，数据提供了更加直观的方式，帮助新闻工作者获取更具深度和全面的信息。当然反之，公众也可以通过各种技术手段获取更加全面的信息，从而在新闻报道中获得不一样的内容体验。无论是从媒体的角度出发，还是从社会的角度出发，新闻工作者都面对数据带来的职业挑战和技术挑战。

基于数据的叙事能力，不仅是数据采集的手段，而且是数据采集之后选择故事并进行有效叙事的手段。这是人文主义教育的核心：如何在得到素材之后，构建对于素材的认知并进行有效的传播。不过这些素材，是大数据条件下的多种内容。这些素材对于新闻教育来说，既有不变的地方，又有巨大的变化。这里有获取手段的更新（从文字、到声音、到视觉画面，再到数据内容），更有新闻思维的更新（从传统的一点，到大数据时代的横向和纵向的全面拓展）。

这就需要进行数据的转换。现有的数据新闻课程，基本上可以分成三种：一种是重视培养数据意识和数据采集能力的课程；一种是重视数据可视化的课程；还有一种是数据运用类的课程。这三类课程的共同点，是重视数据在新闻中的作用，尤其是重视数据工具的教育。在这个过程中，CAR（计算机辅助报道）类的课程需要更加充分地在数据新闻的教育中体现出来。然而，不少研究恰恰证明，即便在欧美国家，这个领域的教育仍然是稀缺的。如 and 在2016年的一份调查中就指出，的113个新闻教育项目中，只有59个项目开设了数据新闻教育的课程，而其中的27个项目，仅开设了一门课，还是基础性的认识课程，14个项目开设了两门课。普遍认为真人百家家乐app，统计类的课程和计算类的课程是数据新闻的叙事手段中最需要的。而且在当前的新闻教育中，如何在短时间内运用数据手段尽快获取有效数据，充实和完善相应的新闻报道也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

而在叙事当中，一方面，数据的叙事，不仅要关注大数据，更要在叙事上建立大数据中的小数据意识。从新闻的角度来看，新闻一直所强调的价值，往往都是人们熟悉的环境中未知或者陌生的事物和现象。这个过程中的小数据，即个体在集体过程中的命运，其实才是新闻教育中的人文主义所在。传统的新闻业务教育，也更重视这种有新闻价值的内容。因此，大数据下的叙事教育，恰恰要延续小人物、细节和不为人知的内容讲述，要和当前的“刷屏”内容做反向处理。另一方面，热点现象发生之后导致的社会数据变动，其实也是叙事的内容。大数据在叙事中的运用，应当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因此，学生在新闻叙事中要对各种数据的统计结果进行连续的观察，课程在教授统计和新闻的关系时，不能简单地将统计手段视为获取新闻线索的手段，而更应当把统计和数据变动作为新闻背景，从中挖掘更加丰满的故事。因此，现有的新闻采写课程与大数据的运用，不是两个独立的课程，而是独立课程中的深度融合。

基于不信任的叙事能力

在现代性的话语框架中，脱域机制是现代性的标志。这种标志的核心，是象征体系和专业化体系的构建，也就是公众让渡了部分能力，从而以信任构建了一个风险社会。在让渡的能力中，就包括了对世界的描述能力。媒体作为专业化体系的组成部分，部分意义上承担了信任体系的构建工作。

然而无论是自反性现代性论者，还是后现代论者，都面对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在逐渐下降，社交媒体的各种信息日渐冲击公众的视野，甚至带来了很多谣言和谎话。新闻工作者在叙事中常常面对双重围剿，一方面是权力拥有者的有意识不信任，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美国媒体的交恶过程中，就多次通过批评“假新闻”或者直接驱逐记者的方式展现其对媒体的不信任。在深度报道中，也有地方政府部门或者部分企业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而有意识地直接或者间接与媒体形成舆论上的交锋。另一种不信任则来源于公众，尤其是公众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获取越来越多的信息，很多信息都带有一定的偏向性，形成“后真相”的舆论格局，挑战传统媒体甚至是自媒体的公信力。尽管甄别这些虚假信息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但从新闻的专业性出发，回应虚假信息，重建媒体的公信力仍然极为重要。

在融媒体环境中，这两种不信任越发明显，公众的表达也更加直接。基于不信任的叙事教育，要在三个阶段上完成教育。首先是形成对舆论格局的认识，尤其是加强新媒体环境下舆论学的教育，对舆论的成因、变迁要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其次是完成多种学科背景下的叙事能力培养，比如对于当前社会心理的叙述，对于热点议题中舆情变迁的叙述，在当前的新闻叙事中，舆论关注和社会变迁往往成为叙事中不可回避的背景。通过教育正确认识这种关注变迁，并且以客观的形态将其表述出来，是正确面对“不信任”的媒体态度。

再次是在意见分化环境下的新闻叙事，这种叙事与以往的新闻叙事主要差异在内容上。要重点强调的是，“舆论”或者公众，成为新闻中的一种参与主体。越来越多的报道，将舆情、公众的态度甚至新媒体上的意见都作为引述的对象。在舆论表达更加直接、更易获取，同时也有更多关注的时代，新闻叙事要突破“不信任”，还需要在舆论研究上下功夫，做舆论环境的叙事者。公众通过这样的新闻，更直接地感受到他们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才能够更好地提升对新闻媒体的信任。

结 语

这三种叙事的教育，需要强化的恰恰是能力教育，而非叙事的鉴赏教育，也并非叙事的结构教育。在新闻教育中，有一些学者或者业界同仁较为强调叙事的结构教育，在教学中花比较大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工具开发中，当然，也有部分课程成为叙事的鉴赏教育。这些当然在一定程度给新闻传播类的学生开拓了视野，提供了进一步学习的基础，但是叙事能力的培养不仅在于此，更在于叙事意识、叙事工具以及如何讲故事的多元结合。我们只有进一步认清融媒体对新闻教育的根本影响，才能够更好地在当前环境中培养好新一代的人才。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本刊学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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